日本的困境：扶不起的信心，提不上去的经济
日本经济新闻(Nikkei)和东京电视台(TV Tokyo)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表示了对日本政府抗击新冠疫情的不满情绪。
他们在采访中表示，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看起来就像一只跛脚鸭”（looks like a lame duck）。
这份不满情绪来源于政府对疫情的处理，更来源于对日本当前经济的失望。
其实早在新冠疫情发生以前，日本经济就一直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状态”，即使实行负利率，也很难拉动国内的投资与消费。
原打算利用奥运会来拉动国内消费，提振一下萎靡的经济现状，然而随着疫情的扩散，不仅奥运会计划泡了汤，日本的经济活动在4月份大幅收缩，PMI指数也一路下滑，为日本经济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根深蒂固的经济问题加上突如其来的疫情灾害，让安倍面临着严峻的下台危机。
日本pmi指数
5月25日，本周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终于宣布：解除首都圈4都县和北海道的紧急状态。
至此日本全境解除紧急状态。日本经济终于有了缓息的余地。
那么日本经济究竟是如何沦为现在这步境地的呢？
广场协议的签署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速十分强劲，GDP增长一直维持在10%左右，1968年，日本的GDP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
其快速增速来源于许多方面，比如：政府对工业部门的支持，日本职工的强烈职业道德，对高科技的追求，以及相对较小的国防拨款(略低于GDP的1%)......
然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从1960年代的10%、1970年代的5%、1980年代的4%降到了疫情前的1%左右。经济体量也于2001年、2012年分别被中国和印度超越。
中日GDP对比
日本的经济是如何从超快速发展沦为中产阶级陷阱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广场协议】的签订。
广场协议是美国、英国、日本、西德和法国五国财政部长于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广场酒店签署的一项协议。
这五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国家，为了各自利益，坐在一起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条约。
其中非常重要的两条便是：
通过使美元对日元的贬值来操纵汇率，以使日本的进出口实现更好的平衡。日本承诺实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先说第一条，
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阶段，财政赤字非常高，当时联邦赤字已经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而由于美国当时的币值非常高，使得美国商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较低，但进口商品却十分便宜。
日本却与之相反，由于发达的制造业，使得日本商品在海外的竞争力十分强劲，出口占GDP的比重非常高。
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开始忿忿不平，想通过自身货币贬值，来减少对日商品的进口，增加对日商品出口。
稍微科普一下汇率和国家进出口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把一国汇率理解成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美元对日元的贬值就是说：日元相对于美元价格更高（升值）了，也就意味着，用一美元买到的日本商品更少了，这样一来，日本商品在美国的竞争力就降低了，最后将造成日本对美出口商品的减少。
于是便拉着几个经济大国，签订了这项条款。那为什么日本会签订这项损己利人的条款呢？可能是因为过度自信吧，好不容易有机会和几个大国平起平坐，当然要好好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经济泡沫破灭条约签订以后，日本对外出口迅速下降，经济增长的动能也逐渐衰减（因为国内市场很小，国内消费和投资对GDP的增长帮助十分有限）。
日本对外出口占全球份额
然而由于日本在条约中承诺了实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经济在85年后积攒了大量的泡沫。
1986年1月日本开始不断下调利率，贷款利率从5%下调到了3.5%，存款利率从1.5下调到了0.26%。大量的资金涌入到了房地产、股票甚至黄金市场。日本的各类资产都一路高歌猛进，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达到了顶点。
可惜好景不长，在经历了三年的疯牛行情后，日本股市终于在1989年崩盘，泡沫破裂，开始了“失去的二十年”，至今都仍未好转。
日经225指数
日本泡沫破裂后，为了降低失业率、促进投资、拉动消费，日本政府开始大量发行公共债券，
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信贷危机，不断加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像一座座大山，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启“借新债还旧债”的慢慢长路。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04%，远超其他国家。
日本政府债务/GDP
随着经济的萎缩，日本民众的信心也在一次次的打击中消磨殆尽，尤其是90年代出生的人们，因为对未来的无望，开始一步步走向“低欲望社会”。
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上台，并提出了“三支箭”经济振兴计划(被称为“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分别是放松货币政策、“灵活”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
在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的带领下，2013年，日本经济增长终于有所回升，短暂结束了通货紧缩的状况。
然而好景不长，为了降低政府的赤字率，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灵活”的财政政策——提高消费税，
但让日本政府没有料到的是，日本家庭对消费税的上调极为敏感，消费税实施没多久，日本经济就出现了类似的急剧收缩。（见上图）
同样的状况还发生在2019年，政府于2019年10月1日将税率从8%提高到10%后，第四季度经济便以6.3%的速度开始萎缩。
至于结构改革，经济学家们也提出了一些质疑，经济学博士陈友骏就指出了“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的五大问题：
其一，“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解决政府“妥协性”和市场“有限性”的根本问题。
其二，“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始终未能建立起政府与市场沟通的良好机制。
其三，结构性改革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市场需求，最终演变为“无关痛痒”的政策调整。
其四，从宏观政治经济结构来看，“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难以颠覆战后日本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而难以触及经济运营体制的核心部分。
其五，“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未能从本质上重塑积极、开放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动因。
总之，从各方的评价来看，目前安倍经济学可以说是失败的。
然而，由于疫情的冲击，留给安倍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如何扶起民众信心，挽救日本经济，将决定安倍晋三未来以何种姿态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