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周总理在台湾问题上步步紧逼，基辛格：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趋紧缓和的关键时期，尼克松所代表的的美国方面的态度也很明确：傲慢、自大。
尽管已是强弩之末但却仍要以强权压人，而这也正是“尼克松式外交”的主要特点。
从1971年到1972年之间，周总理几乎参加了中美双方举办的所有高层会议和论坛讨论，时刻不停地为两国关系和解做着最大的努力，双方涉及的谈判内容涵盖了台湾、印支等诸多领域。
在谈判过程中，周总理凭借着自身温和但又坚守、机敏又不冒犯的个人外交特色。
在与美方代表团的谈判中屡屡占得上风，最终不仅为中美关系冰释前嫌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对国家主权与自尊问题上做出丝毫的妥协。
彼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大有动用武力的威胁，毛主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够调整整体外交策略，最终选择了与美国冰释前嫌，共同抗击苏联的外交策略。
美国方面亦是如此，美国因为在印支战场削弱了大部分的军事力量，面对苏联势力的扩张也颇有危机感。
美国在当时采取的主要外交策略是亚太收缩，在越美和谈中，美国就放弃了对越南北部地区投放炸弹以及武装袭击等军事手段。
可以说，尼克松政府在当时已经有了结束在亚太地区战争的势头，并且也频频向中国方面示好，目的就是为了拉拢中国站在抗苏同一战线上。
中美两方都有了想要合作的意向之后，1971年7月，基辛格开始了美国领导人来华的第一次秘密访问。
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在这期间共进行了将近20次的会谈与磋商。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周恩来在当时几乎参与了所有会谈。
根据目前已经解密的美方提供的“尼克松外交档案”以及我方记录的“中美高层会谈纪录”和“尼克松与毛主席峰会记录”来看，中美双方最后的和局可谓是来之不易：
双方领导人从互相猜忌到相互谦让，最终摒弃前嫌达成一致，期间谈论的话题范围之广、与会人员外交技巧之高都是中国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中美这两个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没有任何相似点的国家，结束22年相互猜忌、互相针对的“黑历史”，重新走向合作与共赢，在这个过程中，绝对离不开的功臣就是周总理。
虽然当时中方会谈的主要方针以及策略，都是毛主席在主持。但是根据档案的记载，会谈中的具体谈判方案都是周恩来自己决定。
当时的毛主席因为重病缠身，无法亲临会议现场，为了会谈能够达到最佳的目的，他给予了周恩来极大的自由：在不改变最为基本的国家原则的基础上，不仅能够临时修改会议策略，还可以随机应变。
因此，在中美20多次的谈判会议上，中方谈判队伍所展现的谈判角度、坚持立场、态度转变、外交策略，大多都是周恩来精心策划或是临场发挥的产物。
根据中美双方的会议记录，分析周恩来与基辛格和尼克松在谈判场上的有来有回的谈判策略，以及为了达到合作与共赢双方讨论的主要内容和谈判技巧，都对今日我国处理对外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台湾问题 折冲樽俎中美双方和解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彼时海峡两岸已经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统一，但是这种情况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则是在亚太地区的极大约束。
所以，当时美国的谈判员主要是想在中方这项原则的基础上，寻找漏洞与突破口，希望尽力为美方争取到权益。
在与美方讨论台湾问题之前，毛主席特地在1971年5月26日指示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用来讨论中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台湾问题，并于议后发表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报告中关于台湾问题做出了三点不同以往的重要改变：
首先，中方坚持美军必须从台湾撤军，但不再坚持将美国与台湾断交作为两国交往的前提；
其次，中方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方不应插手干涉，台湾的解放不应一蹴而就，而应该争取和平解决；
最后，初步提出了在中美双方的首都建立联络机构的建议。
报告中的建议区别以往我国较为绝对与强势的外交立场，开拓式的率先表现出了中方对于中美和解的诚意以及在外交策略上的灵活性与多元性，获得了毛主席的赞赏，更是打动了美方的领导人。
于是，在5月29日之后，中国通过巴基斯坦的总统向美方发出了毛主席邀请尼克松来华，周总理邀请基辛格来华进行秘密预备性会谈的口信。
在1971年7月9至11日、10月21至25日期间，周恩来与两度访华的基辛格进行了多次会议交流；在1972年2月21日至28日期间，周恩来又与首次访华的尼克松进行了多次会议交流。
会议中，每当涉及到台湾问题，周恩来便对美方提出的所谓“两个中国”、“一台一中”等不合理建议紧咬不放，始终坚持自身的立场，表现出的步步紧逼以及强势态度，彻底打破了美方妄图分裂中国的妄想。
但是同时，在部分不涉及基本原则的问题上，周恩来又是十分灵活且善于权衡的。
当时在会议上，周恩来争取到了美方关于阻止日军进入台湾的承诺，但是却被基辛格与尼克松趁机抓住机会辩解美方在亚洲地区的军事行为。
权衡之下，周恩来细细分析了台湾与日本军官国主义结盟的前景威胁和美台军事关系密切可能造成的危害，最终默认了美国在东亚驻军的行为，主动建议美军可以暂驻台湾，前提是美方要防止日军对台的占领。
除了外交态度上的转变，周恩来尤为擅长“以理服人”、“循循善诱”。在美方表示不支持“台独运动”，却模糊处理台湾的地位问题上，周恩来除了据理力争，还打出了最为重要的一张感情牌——总统连任。
在会议上，周恩来一改强硬的态度。
亲切表示中美关系的疏远，始作俑者并非在任的尼克松总统，但是尼克松总统目前却有希望能够化解两国积怨久矣的矛盾，如果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这对于尼克松未来的总统选举将会大有好处，中方也会尽全力支持尼克松连任。
面对周恩来的“感情牌”，基辛格意料之中地用“越南问题”回应周恩来，意图将美方从台湾撤军问题和结束越战问题相挂钩，宣称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与总统连任没有关系。
但是在这之后，基辛格的态度明显柔和了许多，在此过程中一直是小心谨慎的态度，并且表示“越南问题”并非美方提出的和解条件，只不过是美方的认知。
所谓“越南问题”，实际上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在外交上一方面坚持革命外交，帮助越南人民打击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初步确立其了务实外交，开始与当时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
这种互相冲突的外交方针使得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不仅仅是越南方面对我国的态度，更是中国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问题。
所以在当时，周恩来初步制定的外交策略就是“两碗水端平”：既要维护越南朋友的利益，在谈判过程中尽力维护偏向弱势的越南；也要维护中美关系方有起色的友谊，表示愿意代替美方与越南方面进行交涉。
尽管当时周恩来并未对美方提出的这张牌做出回应，但是在第二日的会议中，周恩来表示：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
但是台湾目前没有战乱，越南人民却始终遭受战火的威胁，因此中国在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之前，仍然会支持越南人民。
中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中国绝对不会放弃援助越南的革命外交，不会因为台湾问题就损害越南朋友的利益，并且呼吁美方将重点放回到台湾问题上来，“台湾问题才是中美两国之间唯一的问题”。从而义正言辞地回怼了美国的“越南问题”牌。
同时，在第二日的会议中，周恩来再次强调美国曾经敌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论是对现在的美国还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说，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重拾了第一次会议中美方没有明确回应的“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问题，以“总统访华成果”牌循循善诱，最终使得基辛格转变态度，表示美国接受中国加入联合国，并且成为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
趁此机会，周恩来步步紧逼，在1971年7月10日的会谈当中，再次申明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不可动摇的基本立场，同时又再次将之前基辛格与尼克松模糊处理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提到了明面上。
面对周恩来强势的态度，基辛格表示愿意再次保证美国将不再支持“台独运动”和“一中一台”政策，话音刚落，周恩来便紧接着发言“也不支持所谓的两个中国原则”。
这一连串的外交技巧使得基辛格感慨不已：我接下来也会讲到这一点——周总理总是先我一步。
随后，基辛格代表了尼克松，表示了对“两个中国”政策的不支持，并且表示美方不会给予“台独运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持。阻碍中美22年关系的“台湾问题”，终于解决。
可以说，周恩来是中美关系能够得到缓和最大的功臣，而周恩来也是中国人民杰出品质的最高的体现。
在周总理的外交记录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人的好客、正直、负责、亲切、效率、聪颖以及幽默感。
在谈判中，周恩来从来都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向谈判对象施加压力，也不会为了某些卑鄙的交易而放弃自身坚守的观点。
周恩来“有原则”的外交态度时时刻刻都尊重着谈判对手的态度以及立场，并且愿意在双方迈向共同的目标时做出一定的调整，这就是周恩来的品质，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可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