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重庆谈判差点成了“鸿门宴”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喜讯传来，重庆的各大报纸头版，不约而同地刊登了杜甫的这首诗。从重庆到延安，老百姓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欢庆胜利。

然而，战后的形势瞬息万变。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但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又不能不有所顾忌：抗战刚刚结束，人民渴望和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美、苏、英三国不赞成中国内战；蒋介石想在内战中处于有利地位，也需要时间。由于以上原因，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力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毛泽东说过：“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延安的人们几乎是出自本能地看作是“鸿门宴”。

人家发来了请柬，去，还是不去？

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枣园召开扩大会议，大约有五十名高级干部参加。可以说，在重庆谈判前的决策过程中，这次会议是最关键的。

在毛泽东看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重庆去，人民就不会了解共产党对和平的主张；不到重庆去，就不能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会议理所当然地讨论了毛泽东的安全问题，认为有美国、苏联的承诺，应该不至于出大问题。毛泽东说：“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接着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25日、26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召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对重庆谈判做了最坏的估计，说：“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但是，毛泽东认为，“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

听说毛泽东要去重庆谈判，解放区的军民有许多人想不通，不赞成。中共党内，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也不放心，主要是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为此，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据萧劲光回忆：“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去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不仅解放区军民担心毛泽东的安危，一些民主人士也有这种忧虑。毛泽东到重庆后在特园见到了民盟主席张澜，谈话中，张澜说:

“润之先生,此次您竟会来重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您现在来了,我们又不能不为您的个人安危而忧虑啊!”

毛泽东答道:“多谢关怀!多谢你们各位的关怀!此次单刀赴会,来之前,我们是作了充分研究和估计的,按目前形势看来,可以说是有惊无险,或者是有险不危,我现在不是甚好吗?毫发无损,我一下飞机,没有把我扣留起来啊!我是诸葛亮到东吴,身在虎口,安如泰山啊!”

张澜仍有所不安道:“润之先生,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您的大驾呢!”

二

人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过多次“鸿门宴”之类的事件，而蒋介石又是一个阴险狡诈、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人。他在1929年蒋桂战争前夕将李济深扣押于南京汤山，1936年又扣押了护送其回南京的张学良。近年公诸于世的《蒋介石日记》更是披露了令人震惊的信息：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确实动了扣押毛泽东的念头。

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了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使人们可以更细致地了解蒋介石的心理活动。在194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赫然写道：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在这里，蒋介石将毛泽东视为“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比汉奸、叛逆更“罪大恶极”，必须加以“惩治”或“审治”。在日记中，蒋介石还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显然，是在为“审治”毛泽东作准备。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合影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应邀来重庆的，要想扣留并加以惩办，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虑，特别是要顾及美国、苏联的态度与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

而后的若干天，蒋介石一直思考如何应对这两个问题。

对于美国的态度与反应，蒋介石在10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盖哈雷保证共党统一团结提议者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次此为内政问题，无论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对内乱犯之处治，而且哈雷回国之前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投降时，可由其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直接解决也。”

显然，蒋介石这是自欺欺人，为自己开脱，力图证明，他扣押毛泽东和赫尔利的保证没有冲突。

对于苏联的态度与反应，蒋介石在10月5日的日记写道：

“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至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读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一段日记中的“不有此事”一句中的“此事”二字，显然就是指扣留毛泽东，“审治”毛泽东。蒋介石估计，一旦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即便如此，蒋介石也觉得划算，至少本部之内，“可以统一矣”，于是下决心破釜沉舟，大干一场。

如果蒋介石将此想法付诸行动，一出“鸿门宴”就将在重庆谈判期间上演，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然而，就在蒋介石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又犹豫起来了，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至此，蒋介石彻底打消了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念头。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原因有二：一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怕“因此再起纷扰”；二是过于自负，正像蒋介石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反动派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蒋介石这段日记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