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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有多幸运,才有今天直辖市的成就

前面我们梳理了重庆各区县行政变迁情况,详见

《重庆区县往事,上溯两千年看不被记忆的城市》

得出的看法是,重庆城在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地位并不突出。从秦朝开始的前221年至清朝结束的1912年,总计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其中约两千年的时间为二级行政区驻地(地级市),仅有总计约125年的时间为一级行政区驻地(省政府),所在朝代,除秦朝外,均非强大的朝代,其中北周及隋朝两个朝代的62年间,省级政府繁多,仅现重庆市范围内就有4个及以上的省份。

重庆有多幸运,才有今天直辖市的成就

那么重庆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今天的重庆市呢?

一、重庆如何幸运地成为直辖市

(一)重庆直辖

1997年,国务院在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时,曾安排国务委员李贵鲜进行过阐释说明。阐述了了重庆直辖的三大理由:

一是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完成移民任务。

二是有利于解决四川人口过多和行政区划过大,给行政管理和发展带来的困难;

三是发挥重庆区位优势,发挥辐射西南,带动长江上游的作用;

以上三条决定了重庆直辖,但你细究最直接促成重庆直辖的,还是三峡工程。

但就算是三峡工程,也不一定得选重庆为龙头,而重庆幸运在于:三峡省没有建成,转而成立重庆市,重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一次重庆幸运在于:

1.三峡工程最终拍板开工。

2.得到对重庆有深厚感情的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最终重庆于1997年成立直辖市。

3.前有三峡省的失败经历,为建立重庆市排除了雷点。

(二)三峡省未建成的缘由

1985年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而仅仅一年后,这个筹备组便取消了。“三峡省”的省会原定于湖北省宜昌市,行政区划范围为“三地一市”和30个县(市),分别是:四川涪陵地区、四川万县地区、湖北宜昌地区、湖北宜昌市、巴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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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省位置概略图

三峡省未能建成的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众专家学者未最终确定是否建设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筹备过程中,各种反对声音不绝于耳,最终在成立三峡筹备组一年时,未确定要建设三峡。没有三峡工程,自然也不会有三峡省了。

二是三峡省内无一城有能力带动整个省的发展。

八十年代,现在的渝东北及渝东南地区的贫困状况,被拍成纪录片《穷山在呼唤》。解放30多年了,这些地方还有人睡岩洞、住窝棚,温饱未解决、患病未解决、饮水未解决。就算是准备发展为省会的宜昌,也好不到哪儿去,根本无力担任省会。

三是各省心思各异。

鉴于拟筹备的三峡省经济落后的状况,当国家提出要从湖北析出比较富裕的当阳县、枝江县、宜都县和五峰县并入三峡省时,湖北一开始并不乐意。四川倒无所谓,毕竟划出去的是经济不好的县。

三峡省虽未能建成,但从这个地区的开发、解决温饱问题考虑,及早建省还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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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庆成为直辖市的底气

重庆能成为直辖市的底气,源于建国后过硬的实力,有能力带领整个重庆市的发展。

(一)重庆经济过硬

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有个著名的椭圆哲学:行政犹如椭圆,有两个中心,使两个中心都保持平衡而又紧张的状态,便可以说是高明的行政……

而直辖前的重庆与成都,恰巧可以说是四川的两个中心。

直辖前,老重庆市的经济实力,不容小觑,直辖前其国民经济总产值位居全国前六。当时是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与海外经济往来的重要内河口岸,经济基础比较好。老重庆市和成都市在四川省内的经济地位不分伯仲,当时老重庆市的工业规模还要强于成都,是当时四川省内第一大工业城市,尤其是汽车工业到现在依然在全国名列前茅。

再溯前,重庆第一任市长蒲海清回忆:20世纪60年代的重庆,虽然不再是直辖市,但仍然是四川省甚至整个西部地区最好、最大的一个城市。当时重庆人口有400多万,而成都还不到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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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时的解放碑

(二)重庆政治地位较高

一是重庆刚建国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地位高于省。当时分管云南、贵州、西康三省和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行政区以及重庆直辖市及西藏,主席为刘伯承,实际工作由副主席邓小平、贺龙负责。

二是直辖前重庆是计划单列市,也有直辖的经验。重庆1983年列为第一批计划单列市,各项经济、财务指标容易与四川省划开,不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

1994年后重庆成为副省级城市,享有了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作为相当于省级计划单位在国家计划中单独列户头、实行国家计划全面单列、四川省属在渝企事业单位下放到重庆市管理。

这些前提,使得重庆在成为直辖市时,各项经济、财务指标容易与四川省划开,不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

同时,重庆还有直辖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4年,重庆先为中央直辖市,后改为西南行政大区直辖市。

(三)是重庆战略位置及科教文卫发展良好。

直辖前,重庆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

重庆直辖是在国家经济政策向西部倾斜,及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中产生的,重庆恰好坐落于中国中西部的结合位置,重庆做好,能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也能通过重庆的直辖带动周围贫困县的发展。


三、重庆在建国后的幸运,源于清末及民国时期奠定的基础。

(一)重庆开埠后,经济及城市各方面发展迅猛。

1890年清朝光绪年间,重庆根据《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开为商埠。

这件事情,于国家而言,是耻辱。整个长江四川部分的航运权被西方列强把持,在重庆开设洋行、公司,建立工厂,开采矿山,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

但这件事却间接地撬开了重庆发展的大门。

1.开埠缘由

从鸦片战争开始,被西方列强强行开埠的城市囊括了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并伸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但西方列强并不满意,还想继续扩大地盘,那么下一个目标,自然而然地想控制长江上游:间接控制中国西南地区。

之所以选择开埠重庆,而不选择当时地位更高的奉节,或者长江更上游的泸州等地,主要原因还是在航运为主的时代,重庆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不凡的地位。

重庆的内河水运位列全国首屈一指,处于枢纽地位。重庆为长江和嘉陵江交汇之地,长江可直达上游的泸州、宜宾、雷波直抵云南境内,嘉陵江流域更为广阔,嘉陵江及另外两条条支流可达四川广安、南充、遂宁、绵阳、阆中等地。同时,重庆也是当时四川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控制重庆,仅仅是航运就可以到达整个四川平原80%的地区,各地的土产物质均可以汇聚在此,外国达到重庆的物资也可以在此分销到四川腹地。

2.仅从积极方面看开埠后的发展

开埠仅仅一年后的1892年,洋货输入就达到582.5万两。较开埠前增长20.9%,1899年就到达1307.5万两,1901年达1482.3万两,就拿洋布为例,几家洋行出货倾销,几年时间就占领了全川市场。当时比较有名的在重庆的洋行有英商李德乐,太古,怡和洋行等等,日商大阪,新利洋行等等,外国洋行不但在重庆经商,还在重庆开设工厂,比如李德乐洋行在南岸龙门浩开设猪鬃厂,后来怡和洋行,茂盛洋行,日本新利洋行等等也开始猪鬃厂,火柴厂,丝厂等等数十家工厂。同时利用特权,开始矿厂等等。

金融业也迅猛发展。开埠前,重庆作为四川地区转口贸易中心,金融业逐步成型,开埠后,成为继京津,上海,广东三地后,第四大全国性经贸中心。在重庆本土的银行,成为全国性银行的有聚兴城银行、大中银行、重庆美丰银行(和美商合资)等,另外还有中和银行,富川银行,川盐银行,川康殖业银行,重庆市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四川省银行总行直接设立在重庆,在1946年后才迁往成都。部分还有财政部特许钞票发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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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行的钞票

(二)幸运地成为陪都,事实上的战时首都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

重庆成为陪都后,受到日军五年多的轰炸,付出巨大的牺牲。

但重庆城为陪都期间,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精英与资源于此地。即使国民政府走后,陪都期间来重庆的一些工厂(如重钢、嘉陵厂、长安厂)、教育机构、重庆图书馆等,留在了重庆,为之后的重庆发展,提供了繁荣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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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轰炸后的重庆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因历史机缘,在短短几年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重庆便是这样的幸运儿。重庆能成为这个幸运儿,主要原因有以下:

1.孙中山《建国方略》打下基础

基于开埠后良好的发展,重庆进入孙中山的眼中,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建设核心大都是围绕广州、重庆、上海而进行的;民国政府实现统一后,蒋介石也几乎是按照《建国方略》实施建设,所以重庆当时的工业基础是比成都更加发达的。

在民国时代,成都无法与重庆相比。成都历来是作为四川省政府驻地,而重庆历史上并不发达。直至进入近代以后,重庆迅猛发展,成都几近原地踏步。在以航运为主的时代,成都航运赶不上重庆,交通建设滞后,城市发展缓慢。无力担当重任。

2.军阀刘湘的经营及抗日决心

1926年6月,四川军阀刘湘驱逐黔军袁祖铭后,进驻重庆,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以重庆为中心的统一川政事业。刘湘经营的重庆,委任潘文华为市长,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新型文化卫生教育事业的创办中颇有作为,如开辟新市区、修筑大马路、改造码头,成立重庆自来水公司、成立重庆市电力公司等措施,成功将重庆由一座单纯的军事要塞变为近代城市。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湘大力支持抗日战争,在国军接连遭受重大失利,国难之际,刘湘没有排外,多次邀请蒋校长迁往重庆,最终蒋介石才下决心定战时陪都至重庆——这个当时并未完全在蒋介石控制的城市。刘湘的帮助,为在抗战爆发后建立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3.重庆的优势

(1)重庆有长江航运的天然优势,交通非常便利。在淞沪抗战时,东部沿海的大量工业设备就经航运迁到了重庆。

(2)重庆周边的平行山脉,在地形上易守难攻。只要守住长江,日军就很难用地面部队攻入。日军控制的机场也离重庆较远。

(3)重庆多山多雾,可以有效缓解日军飞机的轰炸,也能多少弥补一些制空权的缺失。


四、上一次幸运,源于唯一从重庆走出来的皇帝

这一次的幸运,在于重庆得名。

之前在重庆当了九年恭王的赵惇,于南宋1189年当上皇帝,成为南宋光宗,依照潜藩升府的惯例,赵惇升其潜藩之地恭州为重庆府,这便是重庆得名的缘由。

重庆得名,是否为现今广为传播的“双重喜庆”的意思,争论不小,这里不谈。但这个赐名之人赵惇的经历,“幸运”二字已经不能形容了。

某天,15岁的赵惇没事儿去看他家祖坟,发现冒烟儿了,感觉此事不平常。回家准备问父亲找个八字先生看看,结果还没到家,就听说,自己当皇帝!他不禁越想越开心,那不就可以尊享后宫佳丽……

在我想着把这个梦继续编下去的时候,躺在咋重庆的赵醇给自己的梦笑醒了:醒来发现自己还在国家的偏远之地——恭州,而父亲只不过在皇宫打打下手。现任的皇帝,已经是自己七代祖宗赵匡胤的兄弟一脉的宋高宗赵构,当皇帝的事儿,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边。

可事实就这么不着调,没过几天,赵惇他爸当了皇太子!等他17岁的时候,他爸成了皇帝!

这事儿有多幸运?

(一)对于呆重庆的赵惇,父亲当上皇位的幸运在于,皇位已经不在自己这一脉近两百年,现在竟然再次回到自己这一脉!

历史上,基本上再也找不出皇位被夺后,皇位还能回到开国皇帝一脉的范例。唐朝宣武门之变后,太子之位,再也与太子李建成无关;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再也没有做皇帝的资格。

到宋朝的赵惇父子这里,历史为他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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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惇皇位继承关系图

宋朝自烛影斧声之后,皇帝一直在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兄弟赵光义一脉相传,皇位一直与赵匡胤一脉绝缘。这样传了近两百年,从北宋走到南宋,都未曾改变,直到赵惇的太太上黄赵构这儿,出了问题。

事情的缘由是,靖康之变后,北宋皇室几乎被金兵掳掠一空,赵光义的子孙几乎被一扫而空。赵光义剩下不多的后代赵构,不得不仓惶登位,而赵构年仅3岁的亲生儿子在不久后去世,此后,赵构一直没有生育。这样的不祥之事,再加上其祖上皇位得来不正,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他踹不过气,最终决定还帝位于太祖一脉,在民间选择了我们的主人公赵惇的父亲,成为南宋的第二位皇帝。

(二)为重庆起名的赵惇,上有兄长,下有胞弟,没有资格做皇帝的赵惇幸运地成了宋光宗皇帝。

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两千年中,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主要是嫡长子。

1162年赵惇他爹当上了皇帝,那一年,赵惇15岁,子凭父贵,被派往重庆历练,重庆在当时叫做恭州,所以赵惇在同年被封为恭王。

赵惇是老三,继承皇位这种事儿,按长次怎么都轮不到他。想来,当个重庆王,估计是他最高荣誉了。

不幸的是,赵惇的大哥,当朝的太子,没当多久太子就去世了。

赵惇还有二哥,老大去了老二就有机会了,不巧的是,父亲觉得二哥过于窝囊软弱,不适合当皇帝。

皇帝犹豫了很多年,最终于在赵惇24岁时,被封为太子。

因为皇帝觉得老三赵惇跟自己一样英明神武。

恭王赵惇在42岁时,于1189年即位皇帝,也就是宋光宗。

宋代一直盛行“潜番升府”惯例,皇子成年后往往都会外派历练,这个外派镇守的地方就被称为“潜番”,如果这名皇子有幸继承皇位,按照当时惯例,就会将外派镇守的地方由“州”升级为“府”,即为“潜番升府”。

依惯例“潜番升府”,宋光宗于当年八月初七将恭州升级为重庆府。

这算是重庆的幸运么?


五、重庆幸运的源头:被巴人定位国都

我们讲重庆的幸运,可以回溯到先秦时期的巴国。

巴人是一个流浪的民族,类似于游牧民族,起源并非重庆地区。巴人发源地带众说纷纭,经多次迁徙后于公元前7世纪,再次开始流浪之路,由陕西汉中城固县一带的汉水区域,到达湖北襄阳一带,在此与楚国结盟,扫平周边的小国。

重庆有多幸运,才有今天直辖市的成就

巴人迁徙图

按照这个剧情,巴人就在襄阳地带安家了,成国了。但当巴人实力渐渐强大,楚国却不乐意了,最终反目成仇,打败了羽翼未丰的巴人,巴人也试曾与楚国开展识图打通东进的道路,到汉江平原寻求发展,最终不得不往西向三峡地区撤退。而楚人的步步逼近,三峡也留不住了,只能向西,一撤再撤;直至退往涪陵、重庆,并在七国称王的同时,巴人也建立了巴国。

但巴国的“国”,可以说是“半国家”:巴国内部社会组织结构呈松散状态,因外国未曾断绝的战争逼迫巴国整个国家不停地抗争迁徙。整个国家处在世世抗争、屡败屡战、退避迁徙的循环中。

但也是这样,让重庆有机会成为巴国的国都。否则,巴人进入江汉平原,重庆地区也就是蜀国或楚国普通的城市。更不会有秦朝在重庆建筑城墙建立巴郡的事儿了。

这是否算运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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