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四任科长，2人授上将，1人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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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9日，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原红军大学干部队为基础，在卓木碉又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并派刘伯承任红军大学校长，红军大学下设有高级指挥科。高级指挥科先后有4任科长，不过4任科长后来的结局大不一样。

第1任科长张宗逊。张宗逊当时是红军大学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

张宗逊，于1908年2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赤水镇淹头村一个农民家庭，但是其父母很有眼光，7岁起便送其去读私塾，12岁上小学。1922年就读于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政治科，被编入第五期入伍生第二团二营五连，并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7年7月，张宗逊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连长。当时警卫团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未果，转入江西修水一带活动。同年9月，张宗逊随警卫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团长卢德铭）参谋。

1927年9月，起义军转战至江西省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在主席的领导下，起义军在三湾休整了五天，对所剩部队进行了整编，将起义部队原来的3个团缩编为1个团，下辖7个战斗连队，共约1000人。张宗逊调到特务连（连党代表罗荣桓）任副连长，他带领一个排专门担负主席的贴身警卫，实际上成了主席的首任卫队长。

当主席听说他是陕西渭南人时，风趣地说:“你来自八百里秦川，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垂钓于渭水嘛。”而张宗逊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只是以微笑来答谢主席的信任和鼓励。

抗日战争时他曾任第120师第358旅旅长和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后期曾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曾任总后勤部部长，1998年9月14日，张宗逊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张宗逊的儿子张又侠也成为上将（2011年授予），现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第2任科长余天云。

余天云，于1906年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当时叫黄安）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没有受过教育，早年曾做裁缝以维持生计。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胆子大，二是脾气暴躁。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时为农协会员的余天云与王树声、詹才芳、陈再道等人参加起义，并加入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余天云参军后，作战勇敢，而且有一定的智谋，这使他很快脱颖而出，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主力营营长。很快又当上了红12师36团团长，红12师师长为陈赓，余天云在当红36团团长期间打了一个经典的恶战，名扬红四方面军。

1932年春，国民党军发动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4次围剿，由于张国焘对战略形势误判，加上杀害了大量的干部，致使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军的围攻下陷入了不利的境地，在七里坪柳林河与国民党军进行了激烈的交战。就双方实力而言，红四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而当时战斗之激烈，时为红12师师长的陈赓在多年后回忆仍生出寒意：

“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战斗都更为猛烈，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当时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坐镇柳林河指挥所，突然一股敌人突破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扑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余天云带兵火速救援，经过一番厮杀，才使得红四方面军的首脑们免于危难。经过这一仗，红四方面军的首脑也都知道红12师36团团余天云是个能打恶仗的人。

张国焘对作战勇敢、文化水平不高的非知识分子干部非常偏爱，所以在1932年底就将余天云提升为红四方面军红11师师长，1933年红11师扩编为红30军时，余天云由师长原地提升为军长。如果按照干部使用原则，余天云是不适合当高级领导干部的，因为他有几个明显的缺点：

一是军阀作风明显。表现为动辄骂人、打人，甚至以枪毙唬人，根据红四方面军红12师政委，后为开国上将的傅钟回忆：“跟余天云一起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一百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

二是心胸狭隘。具体表现容易猜忌，如果不顺着自己，就会给以颜色。

三是重视打仗而蔑视政工工作，主张“枪杆子第一”。在他看来，只有打仗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于是动辄把部队中的政工干部骂得狗血淋头。

余天云在当第31军军长期间，张国焘以为他反对南下政策将其贬到红军大学学习，并任高级指挥科科长，在学习期间竟然和公认的军事家刘伯承发生冲突，后被张国焘批评，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骄横自负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1936年4月，在随部队向北移途中，当部队行至西康省（四川）丹巴大金川激流时，乘人不备，从高崖纵身跳入河中溺水身亡。

第3任科长周子昆。

周子昆，于1901年生，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省失败后，随朱德、陈毅等转战闽赣粤湘边界。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1928年4月到井冈山。后历任红4军教导队副队长、独立22师师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赣州、南雄水口等重要战役。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后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第1局局长。1937年初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兼任队长。

1937年12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并参与组织部队向苏南、皖中、皖东敌后挺进，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8月兼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长。他治军严格，重视司令部建设与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亲自编写教材和授课，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了贡献。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3月13日在泾县茂林蜜蜂洞被叛徒杀害。1955年6月，遗骸移葬于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

第4任科长陈伯钧。

陈伯钧，于1910年出生于四川省达县（今达川）河市坝村一个农民家庭。 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1923年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7年1月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第1大队。当年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因作战勇敢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

1927年8月，陈伯钧随队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军，但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扣押。后脱逃继续赶赴南昌，途中得悉起义军已转移，便在高安加入第20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新兵训练处主任。9月，参加主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3营6连1排排长。曾被主席选派到袁文才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做该部的改造和训练工作。到井冈山后，任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红4军第31团1营1连连长，参加了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战斗和黄洋界保卫战。

1929年1月，红4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后，陈伯钧奉命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第三次反“会剿”作战中，陈伯钧因腿伤未能突围，在敌人搜山时被捕。直到5月陈伯钧才被营救出狱，任红4军驻吉安办事处代表、红6军第1纵队参谋长。

1930年2月，陈伯钧参加水南战斗，在追击逃敌时腿部再次负伤。同年7月，起任红20军参谋长、红3军第7师师长、红15军军长等职，参加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和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战役。1932年）10月，陈伯钧因支持主席的主张，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免去军长职务，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

后来他被调任红5军团参谋长，并参加了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后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而被免职，被派到红军大学任高级指挥科科长，直到1936年2月，张国焘的错误被纠正后，他才任红4军参谋长。7月调任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亦称第6军）军团长。10月，率部到达陕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陈伯钧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旅长（也有资料说旅长是王震），后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6月，陈伯钧调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12月，任抗大第2分校校长，1945年8月，陈伯钧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他被派往东北，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1949年4月任任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第45军军长，率部参加衡宝、广西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曾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74年2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

也就是说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4任科长，2人授上将，1人牺牲，1人跳河自杀，其中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首任科长，开国时授衔上将，其儿子也授衔上将，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历任科长，每个资料不尽一样，笔者参照的是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他原为华东某野战部队军官，装备工程学本科毕业，作战指挥学研究生毕业，曾在野战部队师级、军级单位工作，后调入国防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军事历史和军事哲学颇有研究，公众号亦是“天择杂谈”，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