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检校长身十万松
“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偏安的南宋来说，这句话尤为适用；更准确一些，是“国家不幸词家幸”。靖康以后，南宋似乎已经注定以东晋般的结局收场，却依然没有人愿意牺牲眼下纸醉金迷的太平世界，去尝试改变日益迫近的黄昏。南宋小朝廷——甚至是整个南宋，沉浸于“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暖风中，对着南方的海浪微风尽情畅想，却有意无意地回避北方的铁与血。
而他从血雨腥风中杀将出来，向暖风中的人们呼号预警。尽管沉疴已久的茧房并未因他的声音而改变什么，他孤独而坚毅的呐喊却定格于青史中，也遗留在他铿锵的长短句中，回响于每一个开卷吟诵者的耳畔，掷地有声。
他出生于公元1140年，在山东济南。此前十三年，靖康之变发生了。他的祖父辛赞因为“累于族众”，没能和朝廷一起奔向南方，于是一夜之间从大宋子民沦为了女真的统治下的汉人。后来他迎接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并起名“弃疾”：摒弃掉一切沉疴积弱，重返国家往昔的强盛与美好。承载着祖父的悲叹与厚望，辛弃疾在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已然将匡复国家的梦想融化为生命的一部分——让本该属于大宋的，仍然属于大宋吧。
在“沦陷区”生活到二十一岁，辛弃疾迎来了转折点。女真入侵南宋，军队重心向南倾斜，北方的宋朝遗民于是乘机反抗。辛弃疾在这股沸腾的潮流中振臂一呼，聚集了两千余兵马，成为起义的主力之一。为了使反抗的力量更集中，他主动与另一支起义军耿京的部队会合，并担任要职；起义军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
有如天助，南下主将完颜亮被叛乱的部下所杀，女真试图与宋议和并撤军。辛弃疾敏锐地捕捉了这一时机，并立即尝试与南宋朝廷联系，希望能里应外合，重创金廷。然而此时，首领耿京竟然被叛徒张安国所杀，起义军同样陷入混乱。辛弃疾既惊且怒，当即亲率五十轻骑，探囊取物般突入敌阵五万之众，活捉张安国缚于马上，为耿京报仇雪恨。人心再次凝聚起来，辛弃疾随即召集上万义军，星夜兼程，南归宋朝。
一战成名。南宋举国都赞叹于少年惊若天人的英姿，他的血气方刚使主战派看到了希望。人们念着他的名字，脑海中浮现出千百年前大汉的少年将军，也是雄姿英发，也是轻骑突围，也是为华夏而与异族作战；从神似的名字开始，两人的命运似乎产生了某种跨越时空的微妙联系。
辛弃疾；霍去病。
多少人期待着事实回答说“能！”，然而事与愿违。
霍去病身后有汉武帝的支持，可辛弃疾身后只有偏安又犹疑的小朝廷。上至天子，下至臣僚，大家喜欢的是引商刻羽的酒筵歌席，精致红笺上墨迹未干的新作丽词和成群出现在海平面上的船队，运载着珍奇货物和真金白银。没有人愿意将此刻的安逸生活投入胜负叵测、消耗巨大的光复战争中——为什么要打？我们交一点点钱就可以买来和平。
刚刚南归的辛弃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眺望着长江那边的故国，微带笑意：千里江山，未来可期。
中秋望月，遥想山东故土。虽然满怀思念，却毫不悲观。
我认为这是他早期豪放作品中最好的一篇。“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如此肯定的句式，如此自信的措辞，就像是长风吹鼓了登高少年的衣袖，充盈其间的都是洋溢着奔腾回旋的光。挥袖指北，“那里，是我将要收复的山河！”，于是袖中的五光十色就奔腾着向西北飘去，飞上青空万丈，向所有世人——敌人和友人，宣告即将到来的胜利之役。
可当他踌躇满志、付诸行动之时，才发现现实是如此残忍。感慨一番，照旧偏安妥协。辛弃疾无比惊愕地发现，自己满怀壮志、突破万难才“归来”的大宋，竟然如此的懒散而顽固；而他自己，又因为“武将”和“归正人”双重的尴尬身份而辗转于各地，充当机动部队、平息几乎微不足道的小叛乱，一直在政坛的边缘徘徊。
他很失望，可他是个乐观的人，血中一直含着永不认输的武者精神，以及对朝廷的忠诚。每到一地，他总能把工作做得很好，平茶寇、安饥荒，他尽职尽责地履行地方官的职务，但心中总还惦念着能再振旗鼓，还都北方。
可是诗酒抒意之余，再看看身边歌舞升平的众人“为赋新词强说愁”，而自己辗转各地，备受排挤，他刻意压制的失望之情又会不可抑制的浮现出来。他的词反映出心中所想：
这哪里是在写月色通透，分明是“我寄愁心与明月”，只有随着月色和长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看故土，看看那阔别多年的万里山河。“直下”二字，透露出多少魂牵梦萦的迫切啊。
可是朝廷一直没有给他机会。淳熙九年，他因为弹劾而罢官。他选择了隐居，因为需要一个调整的空间。他自号稼轩，多少也暗含着对时人“不知稼穑艰难”的感慨吧。
寄情山水，他的心境开阔了许多，不再郁郁蹉跎，而是在天地自然间释放出他那山东人天性中的爽朗豪迈，错落铿锵的词句一同敲击着青山绿水，山陵为之震荡，川谷为之动波。）
可是忘情山水的表面之下，又隐藏着无限多努力回避着的未酬壮志。最令人感到辛酸的，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蒙蒙？
这是一首典型的辛词：词句紧密，弹跳性十足，读着读着，就会情不自禁地用指节轻敲着桌子，附和着节奏。短句勾连之间，惊湍长松环绕下的山居形象呼之欲出，下半阙洋溢着对生活的喜爱。可是细读之下，每每“一见三叹息”。
山庐四周，无数挺拔的松树环绕着，稼轩对此不是“悠然而望”，不是“矫首遐观”，而是“检校”。检校！他仰头扫视那一排排笔直的松树，就像个真正的将军，“沙场秋点兵”。那一瞬间，遒劲的树干和头顶错杂的林梢不再只是长松而已，而是能使他梦中重返故土、实现收复家国愿望的十万大军；他踱步于其中，检校着他的士兵；松枝过滤了阳光，呈现在他眼前的气势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只要他一声令下，王师就会北定中原！
这种深藏到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真切的幻梦，最是令人辛酸。
稼轩一生写了无数首壮词，从“少年鞍马尘”到“醉里挑灯看剑”，从“横槊气凭陵”到“检校长身十万松”，交织着真实的回忆和梦中的愿景，可是王师终究没有北定中原，辽阔的北国仍然是“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弥漫南宋的暖风还在吹，和他四十多年前初来时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的，他是个乐观的人，他不会因为壮志未酬就自暴自弃，他还在认真地生活，不断地期许着有朝一日自己虽然“廉颇老矣”，但仍然能叱咤疆场，亲手补上北方纸糊的天。但乐观不代表不会失望，来自血雨腥风的他看得比别人更清楚，失望也更深。国家一次一次地辜负他，将他的壮志浇灭又践踏；他服从，但心中的创伤不可言述。
他将自己放逐在人间和梦境的边界，他刻意地使自己忘情山水，旁征博引古人之言，借此安慰自己：
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余发种种如是，此事付渠侬。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余事了无功。毫发皆帝力，更乞鉴湖东。
从二十一岁率军南归以来，他的振臂高呼、他的诚恳实干，他的一切努力都被忽视和践踏，最后连他自己也苦笑着承认，此生除了吟诗作赋以外，什么成就也没有。
何其可悲。
稼轩的埋没，是那个时代的可悲，也是他的可惜——生不逢时。
他对那股挥之不去、得过且过的暖风失望至极，但对于国家的热爱，对于坚守一生的光复事业的热情，从未泯灭。稼轩六十七岁时，摇摆的中央再度征用他出战，可他已经身患重病。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尽全身之力高声疾呼：
“杀贼！杀贼！杀贼！”
赤子之心，至死不渝。
稼轩的词写得好，是举世公认的。不仅是豪放的壮词，他也可以写“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惊鸿一瞥，也可以写“醉里吴音相媚好”的平实幸福；他用典纵横千古，不拘是史料还是前人词句，词句铿锵而“雄深雅健”，就算读不懂“元嘉草草、封狼居胥”的典故，一样能体会到“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的凄凉和感慨。他是两宋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词人之一。
可他不仅如此。他是战士，是将军，是政治家，是词人，是热爱生命的行者，但更重要的是，他是爱国将领与顶级文人的结合体，是中国最光辉的两重形象的交叠。
他不是大宋的霍去病，他就是辛弃疾。
稼轩被那个时代埋没了，但也被那个时代成就，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暖风中的人们未尝认真审视过这个带着凛冽寒意的身影，是他们的可悲；但也正因如此，千百年后的我们，才能从他的长短句中窥见到他胸中的磊落光明和万里丘壑。
他心里有光，那光照着大宋四京二十三路，也普照在文字上，一如既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