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看毛泽东重掌军事指挥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近十万大军连续突破蒋介石设下的三道封锁线后，此时作为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者博古和李德，对长征的红军到底向哪里去，往哪里走，依然混沌不清，只是一味的催赶部队西进，既不坐下来分析面临的敌情，也不考虑红军的处境。
正在生病的毛泽东被编在中央纵队，坐着担架跟随队伍前行。面对眼前的危局，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深知，蒋介石正在围绕湘江以东进行排兵布阵，张着血盆大口，准备将红军一口吃掉。与毛泽东同样着急的还有王稼祥、张闻天。自长征以来，他们这三名被博古等人视为老弱病残的人员一路上没少在一起交流，而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主张，令两人深深感到，红军不能再这样走下去，必须换一种思路去考虑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显然博古和李德不具备那种挽狂澜于一息的远见和魄力，于是他们两人不约而同的将目光投向了毛泽东，“换帅”的想法由此产生。
11月25日，红军队伍到达了湘南，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红军何去何从，史称“湘南争论”。毛泽东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上，毛泽东力陈西渡湘江的危险，并主张在湘南落脚，利用这个1928年建立的老根据地的党和群众基础，建立新的湘南根据地，趁各路敌军尚未靠拢，集中部队进行反击，寻求歼敌一部，以扭转被动局面。毛泽东的主张为在黑暗中摸索的红军队伍带来了一丝光亮，许多军团指挥员都赞成毛泽东的这一想法。
然而被敌人第五次围剿打怕了的博古和李德等人，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不但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反而依旧命令红军按原计划西进，抢渡湘江。11月27日，惊天地泣鬼神的湘江之战拉开了序幕，这一仗使红军付出了惨痛代价，红军从长征开始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一仗使红军上下对中央领导更加怀疑和不满，他们心里都在想：这一切是谁造成的？为什么红军会越打越被动？许多指挥员心里也都萌生了“换帅”的想法——只有让毛泽东出山，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红军的被动局面。
蒋介石在湘江之战讨到便宜之后，继续增调20万部队，埋伏在红军的必经之路，布下了宽50公里，长100多公里的大纵深拦截阵地，企图一鼓作气将几近溃不成军的红军一网打尽。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再次挺身而出，在1934年12月11日湖南省西南角的通道县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改变红军前进方向，进军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脱离敌人的追击和包围，争取在贵州打几个胜仗，以鼓舞士气，休整部队。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的赞成。由于已经无计可施和在指挥上屡屡出现重大失误，给红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博古只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改向贵州前进。1934年12月14日，红军一举击溃黔军两个团，15日又一鼓作气攻占贵州省黎平县，把敌军主力远远地甩在了湘西，疲惫的红军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休整，并将敌人追兵的距离由半天时间，拉大到7到10天的时间。通道转兵是长征以来毛泽东与博古斗争的第一个胜利，也是长征途中红军转败为胜的起点，红军由图生存开始向有计划的战略机动和有目的的消灭敌人转变。
然而在休整即将结束时，博古又下令给各部队“要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从博右的这道命令来看，虽然在通道会议上他和李德勉强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但他心里仍然不服气，还没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依旧不肯放弃指挥这支残余部队的权力。然而，经过通道转兵之后，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和部队指战员的心中已经形成了默契：听毛泽东的意见，按照毛泽东指的方向走。
经毛泽东多次建议后，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一次，毛泽东提出了彻底放弃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继续向西前进，首先占领遵义，然后向西向北发展，争取在贵州和四川边界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一次会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毫无悬念地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博古从会议表决毛泽东的提议时那一只只高高举起来的手臂，似乎读到了人们对自己的不满，他虽然不同意大家的意见，但也不好再坚持下去。
李德因病未出席会议，当周恩来将会议做出的决定转告给李德时，李德听后勃然大怒，质问周恩来为什么做出这么这样的决定？一向温和的周恩来把桌子使劲一拍说：“我们有权这样决定！”
黎平会议之后，红军按照毛泽东指引的方向，一路西进，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打破了蒋介石的追剿计划，摆脱了被动，获得了主动，红军士气大振，部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此时希望毛泽东重掌指挥权的想法已经在全军上下呼之欲出。
好事多磨。正当红军进驻安县的猴场时，负气跟着红军行进的博古、李德又闹起了幺蛾子，居然提出不过乌江，让部队掉头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就会得到大家的原谅。然而博古、李德博古这种出尔反尔，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错误的前进方向和拿红军指战员生命当儿戏的做法，令大家十分愤怒。在接下来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方针，并进一步提出应在川黔边界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已经在黔东重新部署兵力的追剿计划。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为了防止博古、李德的出尔反尔和随意按个人意图乱发指示，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做出一个决定：关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地点的选择，必须首先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质上这个决定就是对博古和李德独揽军事指挥大权的限制令，也意味着大家已经逐渐认清了博古和李德的嘴脸，开始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战略方针靠拢。最为可贵的是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自1931年王明、博古等宗派主义者排斥毛泽东以来，中央政治局在战略决策上第一次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且一些过去曾经支持过博古的人，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改变了态度，转而站在了毛泽东的这一边。
1935年1月2日至6日，红军突破乌江后，占领了遵义城，将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地区，红军又一次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并得到了长征以来较长的一次喘息的机会。此时的王稼祥、张闻天两人开始着手将“换帅”的想法付之于行动。1月10日，王家祥、张闻天、毛泽东分别向中央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按理，从湘南争论到猴场会议，这一个个紧要关头都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得到了采纳并发挥了作用，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已经穷到了穷途末路，但一向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毛泽东仍然希望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来解决红军的战略路线和领导权问题，因为自1931年1月王明掌握中央领导权以后，在党和红军中从组织上到思想上已经有了巩固的基础，许多人习惯了“左”的那一套，“左”比右好，早已根深蒂固。虽然在长征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人醒悟过来，但若是让那些依然紧跟博古的人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博古赶下台，势必引起混乱，并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
经过毛泽东同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以及朱德、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等高级将领的反复沟通和交流，最终形成了一致的思想基础。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按照会议的安排，张闻天做了批评“左”倾的报告，接下来与会人员先后发言，结果可想而知，大家一面倒的批评博古和李德的错误。一向谦逊稳重的朱德在发言时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中共中央决定“换帅”，取消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恢复了周恩来、朱德对红军的指挥权，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军事上帮助周恩来指挥作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召开的一次极端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拨乱反正”，纠正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逐渐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担负起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新中国的神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