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奏国歌的乐队，一半是原国民党兵和民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清风店打了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罗历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员。因此罗历戎被俘后见到聂荣臻，风趣地说：“人也被打散了，枪也被缴获了，就剩下一个军乐队了，40多个人，演奏得还不错，算是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吧。”这一意外收获，促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军乐队的诞生。

几天后，聂荣臻叮嘱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致祥：“尽快将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来。”接受任务后，张致祥亲自来到抗敌剧社对乐队队长罗浪说：“赶紧带人把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来，以此为基础，成立我们自己的军乐队。”

当时，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的40多名成员，都分散在我军各个纵队中。为了找到这些人，罗浪骑着缴获来的自行车，历时半个月时间，在保定、高碑店一带奔波于各个纵队间，终于将原军乐队的成员召集到一起，并收集了40多件乐器。之后，经过组织部门政审、鉴定和调查，确定留下４０人，与抗敌剧社音乐队原有的１０多人，改编为我华北军区军乐队。紧接着，罗浪又马不停蹄地到石家庄军校青年训练营挑选了４０多人，他们当时所使用的乐器多数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华北军区军乐队组成了，这也是我军的第一支军乐队，罗浪任队长。

1949年7月，张致祥接到“组建联合军乐团”的命令。他指示罗浪在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基础上扩编成一个更大规模的联合乐队，要执行一个“大任务”。罗浪接到任务后，在原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基础上，联合了20兵团各部队的军乐队成员，收编了原北平警察局军乐队，组成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罗浪后来回忆说：“新成立的这支军乐队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有收编过来的北平旧警察等，使用的乐器更是五花八门，基本上都是战利品。”

1949年８月初，罗浪知道了组建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演奏，而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到了９月初，罗浪正式接到通知：自己将要举起的是开国大典上那只重如千钧的指挥棒，并且将要成为指挥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第一人。

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罗浪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配器，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对代国歌的总谱配器的任务。经过反复计算，罗浪决定，配合国旗上升时间，《义勇军进行曲》要连奏３遍。

演奏国歌的问题解决了，可谙熟军乐的罗浪没有想到，为阅兵方队“配乐”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刚下战场就上操场的受阅部队，绝大部分战士听不懂音乐的轻重节奏，罗浪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鼓音的节奏引导士兵的步伐。为了突出鼓音的“统领”作用，罗浪把大鼓、小鼓都放在方队第一排。这样，不仅排面整齐多了，而且鼓音也突出，便于徒步方队的官兵踏着鼓点前进。这种队形，后来被一直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阅兵的军乐队所采用。

国歌确定后，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又采用什么乐曲呢？当时有部分人主张按老规矩办：一是采用旧军队的阅兵曲即德国的乐曲，二是有部分人主张“一边倒”，全部采用苏联乐曲，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用“老大哥”的乐曲。年轻气盛的罗浪则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就是要用经改编的我军的某些革命歌曲。

三种意见争论激烈，哪个也不能轻易否定，这让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左右为难，略倾向于第三种意见的他让罗浪连夜起草了一份文字方案，一并上报到中央军委。那哼唱了多年的熟悉的旋律征服了中央首长的心，聂荣臻批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请五大书记审阅”，毛泽东随即潇洒地挥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几个大字，周恩来批阅“同意主席的意见”。

罗浪当时所报的曲目是：《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乐曲，建国后的历史一再证实，这些歌曲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于是，一套以解放区流行歌曲为主，其中穿插了《骑兵进行曲》《炮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以及后来被中央军委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为主旋律的开国大典军乐曲诞生了。

（摘自《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作者：董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