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甚于防敌：瘟疫对古今军队的影响

3月30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兰多弗，马里兰州国民警卫队人员在新冠病毒检测站警戒。 （新华社/法新/图）

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已经让美国谋划已久的一系列跨国联合演习逐一喊停。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本土和海外驻军也大受影响。正在西太平洋执行部署任务的美军“罗斯福”号航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已达25人，现在不得不紧急将其召回关岛基地，并采取措施进行隔离。原本部署在日本的“里根”号，也因疫情暴发，数千名水兵均被隔离。

2020年3月25日，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宣布，因为新冠疫情的因素，所有驻海外美军暂停一切旅行和行动计划，该命令最多长达60天。

美军内部的疫情仍在扩散，现在各军种感染人数约280人，其中海军133人。而在国防部有近600个新冠检测阳性病例，其中包括文职人员和承包商。

超级大国也怕疫情

从古代开始，因为疫情改变战争的事情就屡见不鲜，最早记载的疫情搅散了战争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大军扑向雅典打算进行决战，结果在雅典城外发现遍地新坟，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雅典发生了瘟疫。

斯巴达人大惊失色，连忙撤退。

雅典并未因此渡过劫难，没有斯巴达人攻打，雅典引以为傲的舰队就丧失了战斗力，因为疫情过后能拿起长矛的人所剩无几。这场绵延二十多年的战争，最后让瘟疫决定了胜负。

此后，瘟疫的幽灵在欧洲依然存在，九次十字军东征中，至少有两次是因为瘟疫而瓦解。

在中国古代，战争与疫病也经常互相交织。古代典籍记载，秦汉时代因为疫病流行，造成发动战争一方失败的记录16次，其中最有名的是西汉吕后时期（高后七年），汉军试图南征割据广东一带的南越，结果因为“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军队还没走过五岭已经就瓦解了，于是南越国王赵佗干脆自己称帝了。

考虑到路途遥远，尤其是疫病多发的问题，西汉政权直到68年之后才再次出兵灭南越。

三国南北朝时期这种事情同样屡见不鲜，著名的赤壁之战，曹军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军中疫病流行，这让曹操片面追求速胜，结果在部署上一再失误。

即便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为了突出戏剧性，加入“借东风”和“火攻连环水寨”等情节，也承认“水土不服，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后来诸葛亮南征孟获，最大的困难也是“山间瘴气”，经现代科学考证，其实就是疟疾。

一般情况下，这种具有明显地域性的传染病，在中国古代都被笼统概括为“毒烟恶瘴”，而对于没有接触过地域性传染病的人来说，因为体内没有相应的抗体，则被解释为“水土不服”。

明末李自成进军北京时势如破竹，其实也与当时京津一带鼠疫流行有关，明军本来最有战斗力的京营，除了因为腐败吃空饷现象严重影响战斗力，“大疫，军死者甚众”也是重要原因，后来连城墙上的每个垛口后面派两个人守卫都不能保证。

疫情攻防战，绵延到了现代

战争中军队人员高度密集，又大幅度跨地区流动，成为疫情扩散的超级传播媒介，受到的伤害也最为严重。

最先想到拿疫病作为武器的，是与农耕民族征战了数百年的匈奴人，当汉朝力量最强盛的时候，匈奴人即便凭借自己弓马优势，也难取得胜利。于是他们中间的“巫者”（其实最开始的医生也是从巫师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就提出，将病死的牛马悄悄埋在汉军必经之路的水源边，借此让疫病在汉军中间流行。（相关记载见《汉书·西域传》）

不能确定这种方式是否真的奏效，但“勇冠三军”的著名青年将军霍去病英年早逝，似乎与此有关，最终原本在草原地区流行的鼠疫等疾病，慢慢越过了长城。

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其实也是鼠疫，这场灾难的起源，是1346年蒙古军在攻打热那亚共和国在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殖民地时，因士兵染上鼠疫迅速瓦解，蒙古将领在撤退之前为了泄愤，将患鼠疫死亡者的尸体用投石车扔进了城里。（相关记载见《黑死病，欧洲中世纪人类与自然灾难》，纽约自由人出版社 1983年版）

尽管蒙古军撤走了，可鼠疫很快在城内蔓延开来，城中居民大量死去，少数幸存者乘船沿着地中海逃回了热那亚，结果鼠疫就顺着他们的逃亡路线，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最后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

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成果，使得人们在近现代对抗疫病的手段强大起来，也让一些人的邪恶之心不断膨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派出了大量特工人员，在美国港口对牛马投放了炭疽杆菌，使其大量染病，以此破坏协约国的后勤供应和运输。之所以当时没有针对对手的前线部队下手，主要考虑到敌我双方无法避免人员接触，可能祸及自身。

但到了战争末期，德国开始使用飞机在罗马尼亚城市上空投放大量沾染细菌的食品，试图使当地疫病流行，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战线已经远离此地了。

战败后，德国的行为被揭露。同时，细菌战的方式造成一种不分军民的杀伤，显然与当时已经形成国际共识的“不能对非武装人员杀伤”理念背道而驰，于是1925年6月，世界主要国家在瑞士日内瓦签订《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

但邪恶之门一旦被打开，总会有贪婪狂妄之心驱使某些人走进去。

自从“9·18”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之后，日本专业的细菌战部队就正式建立了。1932年，在哈尔滨南郊平房镇，关东军打着“防疫给水部队”旗号，组建了满洲731部队，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实验场，大量生产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并通过大量的活人实验对其效果进行检验。

除了满洲731部队外，日军还在中国东北、华中、华南多地设置细菌战部队和细菌战研究机构，设在长春的关东军100部队和“大陆研究院”、设在北京的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设在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这些打着“防疫”旗号的部队，曾经多次针对中国民众进行细菌战，造成的伤痛直到今天还未弥合。

令人惊讶的是，战后日军731部队的部分档案被占领日本的美军缴获。不过，在铁证确凿的情况下，大量战犯经过美军人员的审讯后，竟然都安然无事地被释放回家。

几年后，朝鲜战争爆发。在朝鲜志愿军的驻地和中国东北局部地区周围，突然出现了许多来源不名的老鼠、跳蚤和苍蝇之类的东西，附近的部队很快就出现了鼠疫、霍乱、回归热、天花、伤寒等传染病。

得益于志愿军严密的组织和国内的大力支持，中国短时间内向前线派出三批五十余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为前方提供上千万份各类疫苗和上百吨的各类杀虫灭鼠消毒药物，并在东北各地设立了近百个检疫站，为几百万人进行了相关疫苗接种。

最后确诊和疑似与美军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人，死亡126人。

其实，为了冷战的需要，当时美国和苏联都进行了包括细菌和病毒的研究，美国此类研究更是与“曼哈顿计划”几乎同时起步，只是罗斯福政府顾及自身形象，只肯将其作为一种报复手段保留，并且刻意压缩其规模。

战争本身就是传播疫情的渠道，防疫必不可缺

疫情影响军事行动，即便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们也同样通过观察和思考逐渐总结出来一些防疫经验。

《周礼》中记载，周代的医生已经开始分为“疾医，中士八人，掌养万人之疾病。疡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兽疡”。这其中“疡医”是治疗救护战伤的外科医生，而“疾医”就是进行卫生防疫的人员。

目前出土的中国最早的文献之一《睡虎地秦简》里，也记载了当时秦军专门隔离传染病患者的方式和手段。除了残暴地将病患扔进河里之类的方式之外，也设置“疠所”，开始了最早的防疫隔离。

因为古代没有微生物学，只能凭借直观观察和推断。希波克拉底提出了“四液说”，中国古代则按照中医理论，发展出一套学说，认为传染病是人吸入了“乖戾之气”，致病的原因是某种人类肉眼无法察觉的物质。

当时中国军队的防疫措施除了隔离治疗之外，其他日常防疫手段一般采取草药和矿物燃烧进行烟熏，后来加上了一些“雄黄酒”和“屠苏酒”，在特定的季节开始时候饮用，基本只能对抗携带病原的寄生虫和老鼠。

明清时，开始探索用“干苗法”和“水苗法”大规模进行天花的免疫接种。尽管手段相对原始，也能起到相当作用。

工业化的欧洲很快在科技和生产力方面上了一个台阶，统计学也被逐渐运用到军队，并且立即见到了巨大效果。著名的南丁格尔通过运用被称为南丁格尔玫瑰图的极座标饼图，发现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伤员，更多是因为在医院中感染了痢疾和霍乱而丧命。

通过她的努力，英军战地医院改善了通风条件，确保伤员能够穿上干净衣服，有充足的洁净饮用水，并且消灭了满地乱窜的老鼠，让伤员的死亡率从42%下降到了2.2%。

随着显微镜等设备的出现，西方现代医学在流行病研究方面进展神速，而化学工业逐渐雄厚的基础，也使得更多有效的化学药物，被用于治疗、消毒、杀灭寄生虫和驱逐老鼠等等。

曾经最著名的流行病“天花”,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史书上时被称为“虏疮”，这是因为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时，抓获一批俘虏。当押送俘虏回来时，他们中间开始流行一种看起来是“疮”的传染病，因此被叫做“虏疮”。随着远征的汉军返乡，这种疾病也慢慢在中国大地上肆虐了一千多年。

“天花”还有更惨烈的例子，1519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率几百人的军队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对有20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发动进攻。

寡不敌众战绩不值一提，可西班牙人身上携带的天花病毒，却散播给了阿兹特克人。他们对这个疾病毫无抗体，短短时间内就死去了半数以上，辉煌的帝国也就此烟消云散。

当代军队的可怕敌人

疫情对于一个军队是如此可怕的敌人，尤其是真的敌人还可以通过制造疫情击垮一支军队。所以世界各国都很重视防疫，在军队内部设立一套防疫机制来应对。

对于一整支军队来说，防疫问题不可能只有一个专业部门负责，必须是整体性的行动。因此，各国军队建设防疫体系时，一般都分为三个层次：少量的专业防核生化袭击部队，强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单兵个人防护。

少量的专业防核生化部队不可能包打天下，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在可能出现核生化袭击时，首先做好专业的探测和预警，尽早发出明确的对方动用的生化武器袭击的种类，并且在关键的污染地段进行必要的作战行动，更主要的是为其他部队提供洗消，确保士兵能够在随后开展的军事行动中不会束手束脚或者成批地减员。

卫生勤务部队是野战条件下军队的防疫骨干力量，他们一般承担着存储、分发和接种疫苗的责任，同时也承担疫情一旦出现对病员及时进行隔离诊疗的任务。当然，日常诊疗的过程中，他们也负责监控军中染疫病动态。一般的部队士兵，也必须接受相关训练，对防生化器材能够正确地存储和保养，战时携带和及时使用，同时也要接受防生化袭击之类的培训。

以美军为例，海湾战争期间，因对伊拉克军队动用生化武器的担忧较大，美军在向海湾地区部署的各个师级部队中，都有一个专业的防化连，这个连有1个核生化袭击探测排，4个洗消排，能够同时布置12个洗消站。如果发现对方使用了生化武器，可以以每小时48辆的速度，对全师一千多台作战车辆和装备车辆洗消，基本一天就可以完成。

美国陆军和其西欧盟友一样，装备了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开发的“狐”式核生化侦察车，而海军陆战队则采用了在M113装甲车基础上改造的M1135式核生化侦察车。这种侦察车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的流动采样化验一体化的生化实验室，能够通过车尾部的一个遥控机械手，在隔离的情况下完成车外水土气采样，并且自动化与已知的所有毒剂和生物战剂进行化验比对，还可以自动向车外抛射、竖立沾染地区警告标志，提醒其他部队动用单兵防化器材。

同时，美军每个师级作战部队内部的支援司令部（类似于我军的后勤部）下属一个三百多人的卫生营，他们在进攻发起前一天内，就能完成为所有作战人员接种疫苗的工作，每个在一线战斗的美军士兵都被接种了一种以上的疫苗。考虑到美军一个师级作战部队平均高达15000人左右（根据重型装甲师还是空降师或者山地师的不同，人员差额可能超过5000，故取其平均值），并且部署地域也较为宽阔，能够在一天之内完成这项工作，足以说明美军卫勤部队的效率。

海湾战争期间，美军还在附近的海域部署了两条医院船，这两条船上都有一个几十张床位的单独隔离传染病区，并且还有一套完备的专业化生化实验室和相关技术人员，甚至可以通过基因测序发现未知病毒或者细菌种类。

因为早就考虑过核大战的需求，所以美军所有的战斗车辆都有集体三防设备，乘员在车内完全可以不穿防护服。其他当年没有集体三防装置的后勤支援性车辆，美军也迅速全面加装了M11滤毒装置。对于随时可能下车作战的机械化步兵分队甚至二线的运输、通讯和宪兵等分队，美军也没有掉以轻心。所有在战区的美军连级分队都装备了M8A1生化威胁报警器等器材，甚至每个单兵都配发了一个烟盒大小的微型探测报警器，能够有效地发现空气中某种气溶胶浓度超过常规值。

对于每个美军士兵来说，战争打响之后，他们就必须随时穿着一件特制的四色迷彩服，这种迷彩服叫做“联合部队轻型一体化服装技术防护服JSLIST”，这种防护服轻薄而透气，与传统厚重不透气的橡胶防化服比起来，确实先进得多。

尽管在隔绝耐久性上，美军的JSLIST不如橡胶防化服，但其可以在数小时内确保穿着者不会受到外面沾染物的损伤。更重要的是，穿着这套防化服之后，士兵的体感与穿着普通作战服无异。JSLIST再配上一个M17防毒面具，基本就可以确保美军士兵即便是遭遇了生化袭击，也能正常进行作战任务达数小时之久。

作为美国在欧洲的亲密盟友们，也基本仿照美军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防疫体制，普遍装备了“狐”式核生化侦察车之类的装备。

严密的防生化措施，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给士兵接种的疫苗究竟是什么，美军始终保密。但是战后许多士兵罹患“海湾战争综合征”后，经过一些医生体检发现，他们被注射的疫苗，都含有一种“角鲨烯”成分，这种物质可以快速唤起人体免疫系统对疫苗产生应答效应，却也会扰乱人体正常的免疫能力。

为此，美国国防部与大量老兵对簿公堂，甚至还出现了国防部起诉拒绝再接受疫苗接种的士兵的案例。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董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