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 | 鲜衣怒马，归来仍是少年
陈凯歌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一直被人视作一位富有精英意识和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型导演。能写得一手好字，也作得一手好文。作品风格鲜明，充满人文情怀。而他如诗如画的镜头背后，诉说的却是他与众不同的少年经历。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一个男婴在北京呱呱落地。这家的父亲是一位电影导演，母亲则是一名剧本编辑。
那时的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松树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这个男婴便是后来的陈凯歌。只是彼时的凯歌还不唤作凯歌，而是皑鸽。取胸襟洁白而且飞驰之意。
皑鸽的童年在朱红的四合院与高大门楼的环抱中度过。四合院里的幼儿园有白兔，有鸭子，有阿姨，甚至还有亮晶晶的蚕茧。夜里，甚至是冬天，皑鸽钻在暖烘烘的被里，也能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恍惚间推开古旧的院门，总看到一盏风灯和一个身影，热气虚虚地晕了灯火，声音便幽幽的唱着。
一九五八年，皑鸽六岁了，那天他站在幼儿园的滑梯上，手中挥舞着一根系了红布的竹竿，配合着从铜锣到破脸盆的敲击声，无数麻雀纷纷坠落尘埃。这年之后，伴着一首已经没了意义的儿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孩提时代的皑鸽步入了小学。
从小学起，母亲常穿着一席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陆陆续续教皑鸽念起《千家诗》。清晨太阳升起，皑鸽便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时，便对着出双入对的燕子念“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烛火幽微，诗句便成了“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大凡念诗，母亲总只叫他体会，极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潜移默化中，那些初日、雨燕、杨花纷纷入了小皑鸽的心田，影响了几十年后他镜头下的每一花一树，至今难以忘怀。
一九六五年，皑鸽十三岁了，身高已猛窜到了一米八零。皑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手脚，常常觉得“我这样高高大大，实在同一只白色的鸽子没什么共同之处。”于是便用了“陈凯歌”这三个字注册了学籍。
他开始在人前饶舌，又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
当年特别留下印象的事，有两件。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
第一件：少年凯歌在夏季的末尾，考上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学。踏着一双崭新的飞跃牌球鞋，跟在邮递员的自行车后面飞跑。然而从走进这间中学的第一天算起，他仅在教室里待了十个月。这是连凯歌自己也不曾想过的。
第二件发生在小巷转角处的破屋门前。凯歌走进时，一群孩子正挤在那儿。他朝屋里望望，里面黑漆漆一片。要不是外头明亮，他甚至看不清那是个老人。虽是夏天，老人却夹裹在破碎鹅绒枕似的棉衣里。一只麻袋中露出一些肮脏的废纸，摊在地上；一只雪亮的碗和一只生了锈的锅，郑重地放在木床板上，像是两件文物。
老人抬起头，眼睛晶亮晶亮，刀子似的一闪，孩子们就一哄而散。多年之后，已是青年的凯歌才逐渐知道，只有要饿死的人，才有那样晶亮的眼睛。而那双晶亮的眼睛，却永永远远地长在了他的背上，晶亮地看着世界。
从小学到中学，凯歌向来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加上身材高大，家境不错，又爱打篮球，总有些自命不凡，引人注目。
当年的四中不乏干部子弟，他们并不一定总是成绩最好的，但骄人的是周末课后，班主任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凯歌常心中羡慕，却又自觉不弱，只暗暗想着“我也要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
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日后回忆与一笑。可在当时，对于年仅十三的少年凯歌，他仍是过早的，被深深刺痛了。
于是在那场经年累月的动乱中，他成了“群氓“的一份子，自己吃苦，也看别人受苦，甚至使别人受苦。被裹挟着对人施展暴力。而被施暴人群中，其中一个，正是自己的父亲。
四年后，他下乡去了云南。在云南的七年间，青年凯歌领略了高原景色的绝美壮丽，天大地大，他在山林中忏悔与赎罪，在自然中得到了宽宥与安慰。
他从群体癔症中渐渐走出，开始懂得生命的尊严和自由。在悠悠白云中，他终于看到作为真实的自己、顶天立地的个人应有的价值。
红太阳渐渐在他心中落下，他有了新的信仰。
一九七八年，二十六岁的陈凯歌重返校园，四年后——新一代电影诗人陈凯歌，诞生了。
左起：张艺谋、陈凯歌、坂本龙一、崔健、姜文
导演陈凯歌
青少年时的经历，不得不对陈凯歌的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儿时对诗歌意境的体悟，自然而然地渗透在他的每个镜头。《孩子王》里抹不去的靛蓝色浓雾，怪诞迷离的人物分镜，风声鸟鸣，没有言语却写尽了特殊年代青年人心中挥之不去的迷茫和怀疑。
《妖猫传》中，高饱和的色调与低明度的灯光，勾勒出艳丽绝伦、如梦似幻的瑰丽大唐。
故事的立意与背景常取材宏观，充满了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个体的尊重。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动荡变革和八十年代的理想高张。大凡陈凯歌的作品，总在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
即使激荡如《霸王别姬》，仍然有菊仙和程蝶衣相互温暖，希望犹存。
紧迫如《赵氏孤儿》，仍然有程婴含辛茹苦，大公至正。正因为自己吃了苦、受了罪，于是便用剩下的温暖与善意照亮更多前行的人，这是第五代导演的情怀与抱负。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后文革时代，控诉之声不绝于耳，陈凯歌却用他那“长在背上的眼睛“”晶亮地看着世界“，在前行中反思现象并自我批判。
《黄土地》中蒙昧的村民们坚持将十几岁的翠巧嫁给素未谋面的丈夫，人们告诉她“这是命“，而翠巧不甘屈服，迈出黄土地，摆舟与湍急的江水之中，唱响了一区悲壮的命运挽歌。这便是对现象的反思呈现和对选择的批判反抗。
陈凯歌之所以能成为第五代导演中的领军人物，是因为他确实跳出了现实与个人，在轮回与历史中完成了对命运、民族与集体关系的升华。
他敢于做梦也敢于造梦，逗留人间几十年，依旧愉快潇洒地做着理想、善良、纯粹，近乎于诗意的少年梦境。
陈凯歌，一个逆行于时代的吟游诗人，泱泱六十载，鲜衣怒马，归来仍是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