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夏贱夷思想中狭隘的正统观念，民族发展轨迹
早在蒙古崛起之前，辽宋金三国早已成对敌犄角之势。土地的渴求、金钱的奢望，全都抵不过一统天下的豪言壮志。权力背后的风云变幻，金戈铁马的战火纷扬，是对中国正统观念地位的追寻与索取。三国鼎立对峙，大体也可以看做是国家兴衰背景下，不同民族发展轨迹归于一处之后，国家正统观念的最后争搏。
（古辽国勇士）
国家正统一说，历来都是由长久根扎在中原沃土的汉民族最为推崇，儒家的上千年的传统文化浸染，使得正统一说，早已成为汉民族王朝兴衰罔替的潜在信仰。国家正统一说，原来只是为了区分华夷民族观念的衍生之物，在此时，并未承载着过多的政治意义，更多的则是儒家文化对于中原民族发展进程的骄傲与富足之感。世事境迁，当被儒学子们戏嘲的边疆蛮夷崛起之时，正统理念则彻彻底底沦为双方争锋时的精神呐喊。辽宋金三足鼎立的开始，亦代表国家地位与社会认可的政治争夺，而这场争夺之辩的野火也注定延续不息。
一、 三足鼎立背后的华夷之辨辽宋金的三足鼎立从来就不是中原正统文化捍卫者们所料想的未来政治局面。数千年的文化先行积累、政治经济文明的高度发展。处在中原沃土的儒学者们，不，应当是整个国家与社会都在长久性的快速发展中，逐渐迷失本源，建立起一座可以从文化上俯视的道德高峰。而当远在边陲的蛮夷之族崛起之时，军事、政治上的败北，却带来了文化及精神层面的畸形歧视。
（金国武官）
长期在军事及政治发展上积贫积弱的宋朝，就在无所作为与道德俯视的状况下，见证了两大帝国的突然崛起，至此，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大地都在三个彼此国情互不相同的帝国掌控之下。三国的鼎立自然是建立在彼此尚能相互制衡的前提下，既然在短时间之内无法通过军事征服的方式使另一国度陨落，那么自然可以通过政治上的宣扬达成侵吞他国的先要准备。
（华夏汉民族文明起源）
至此正统观念的争夺拉开了序幕。宋代作为中原王朝交替之后的文化、政治继承者，儒家正统观念的诞生地，于情于理，堪当正统观念的合理与合法顺位。如果我们抛开国家正统理念背后的华夷之辨的歧视性看法，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政治风波，其实不难发现，整个事件还是受到了外来政权干扰的影响。
（古代儒学者论坛）
宋辽金，虽是三国鼎立之势，但却与东汉的三国政权争霸有着云泥之别。其差异就在于宋辽金时期的正统争夺，是三个民族、文化、起源不同的外部纷争，而远非东汉三国时期同属一脉的内部分化争斗。这种差异，就代表了辽金在这场正统观念之争中，注定要以外来者的身份挑战社会认同已久的文化正统宗主。国与国的军事较量和地位认同的理性归属，无论胜负与否，都在华夷之辨的环境下，逐渐演变成为萦绕其后各朝各代的意识较量。
二、 元代正统观念的盖棺定论辽宋金的正统争论一直到元朝建立之后，也一直喧嚣不下，表面上来看，社会及士大夫阶级的争论中心还是延续了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实际上，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场愈演愈烈的正统风波，其背后的矛头直指蒙古人在废墟之上建立的全新王朝。
（蒙古骑射绘像图）
元代有关正统理念的争论虽然碍于蒙古的武力威压，没有将其摆在明面，但有关辽宋金三国的后世史书编撰却也因此停滞不前。我们知道，中国历朝历代，新朝都有为前朝旧国编撰史书的继承传统，元代自然也不例外。而恰好辽宋金三国在史书记载中的主体地位，却也因为当时的各执一词，而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之中。
元代之后的做法，不可不谓是将这种争论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元代修史，不管是出于何种角度考虑，将三国政权都作为前朝正统的做法实在是百年罕见，这一做法无疑是代表了元代官方的既定态度，即承认之前社会普遍认可的中原政权之外的其他政权合理性。这样的决定不禁引人深思，为何元朝统治者要偏偏要逆流而上，采取一种争论较多的方式，也是极易引起现有学界动荡的做法来为辽、金两国正名。
（二十四史全本）
蒙古修史的包含性很明显是夹杂了私心。按中原学界及社会的普遍思维来看，蒙古政权的诞生其实也并非符合正统理念的看法，元代为辽、金两国的正名，其实也是在变相的为自己的政权合理性做遮盖。
元代建国之后，华夷之辨的观念仍在学界流行，甚至在百年之后，清军入关之后，中原士人阶级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猜疑和歧视也是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而元代可能也是恰恰要以辽、金政权的合理性的肯定，来进一步缓和社会民族意识的矛盾与冲突。这样的做法，虽然带有相当程度的利己性，却也使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出现了松动，更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包含与进步意义。
三、 政治舆论下的再起风潮政治舆论的导向能否影响学界和社会的普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如果放在明面上来讲，答案自在各朝统治阶级心中。如果他们肯定了这个答案，自然标榜着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一种无所不为的权力滥用，所以历来政治可以引导具体的文化思维走向，但并不是绝对可以放纵的。明朝却是其中的一个例外，有关宋辽金正统的文化争论在此时似有一波爆发，而这轮爆发的根源却不是从学界而来，而是真真正正由政治倾向引发的新一波正统理念风潮。
（元末农民起义）
其实有关辽、金正统理念的争论很好理解，与元朝将三国皆归于正统的做法一样，明代的这场再起风潮，也是带有极强的政治性意义。明朝的建立可以就是说以反抗元朝统治为基础进行的，这就与元朝建国的心态有很大的不同。元朝建国的初衷很是纯粹，干掉异己者，征服整个中原土地，它崛起与建国的思维形式完全是建立在中原正统文化界限之外的。这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决定了元朝势必要通过各种文化、政治，甚至是武力手段，来迫使被征服者承认自己的王朝存在的合理性。
这种极强的寻求认同感，则是与明代汉民族重新掌权之后的中原正统观念的再次排斥有着意识层面的矛盾与冲突。对待元朝的厌恶和文化的排斥，促使明代学界再次以辽宋金正统之争的契机，掀起一场批判前朝，推翻元代糟粕文化的学界暴动。
（杨维桢书法作品）
明代学者杨维桢曾经写有《正统辨》一文，认为“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金之有国矣，始于完颜氏，实又臣属于契丹者也”。杨维桢在这里直接批判了以辽、金为首的夷族政权，不外乎是政治倾向引导下，中原文人华夷之辨的再次兴起。但争论虽有，却也是不能否认辽、金，乃至蒙古建国兴朝的历史轨迹。雷声大，雨点小，三史分修的做法自然也是既定的事实，无法得以改变了。
四、 华夷一统的最终趋向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政权更替之时，正统文化之争就从未中断。我们或许应当把他们看做是儒家文化坚守者锲而不舍的非理性抗争。历史发展至清朝，有关辽宋金正统之争的看法，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以士大夫阶级为首的文人阶级，或许早已不再将其看做是元代三国修史之后，值得探讨的文化话题，而是在不断的争论，以及民族观念的不断渐变之中，转而成为了一种华夷有别的象征。
（清代皇权）
少数民族政权的接受，与汉民族政权的否认似乎早已陷入到了不断循环的魔圈之中。历朝历代都在自身的立场上选择对自己的有利的发展方向。清代也是在这个问题之中，采取了同样有失偏颇的立场做法。上层统治者通过潜在拔高金国的历史的地位，不留痕迹的凸显自己对于正统看法的思考。清雍正时期，更是以“有能者得天下”的宣传，稀释传统儒学者心中的狭隘正统思想。这一切，我们自然可以说是矫饰政权合理的伪善之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为消弭民族隔阂、破解华夷之辨有着极为突出的积极作用。
（清雍正帝绘像）
结束语：辽宋金的正统之争，我们莫不如可以简化成为民族发展相互碰撞之中，必然产生的两方文化认可的冒进与犹豫。华夷之辨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更可以看做是汉民族文化政权在外来夷族侵扰下的自保与最后的倔强。“尊夏贱夷”更倾向于一种文化保护，而并非是站在至高点的嘲弄。压抑下的自我保全，是无法体会到民族文化交融中的喜与欢，哀与悲，只会在故步自封中，最终跌落神坛。
参考文献：
任崇岳．庚申外史签证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