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战争，苏军为何要组织十次打击行动？指挥

分析二战苏德战争，我们会从苏军一系列的战役行动中得到许多收获和借鉴，从战争开始的边境作战失利到基辅战役的重大损失，从莫斯科战役的站稳脚跟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略大转折，人们似乎把成功归结在苏军将士们的浴血奋战和用牺牲奉献作为代价。但有个不争的事实不可否认，伴随着整个苏德战争进程，苏军统帅部一直在指挥体制上作着有益的尝试，对的就执行错的就改正，这是一个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和适应战场环境的实事求是的办法。那么，苏军在前三年都是以集中的城市攻防战为战术背景反击德军，为何到了１９４４年却要以十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来发起总攻呢？这与苏军指挥体制的不断完善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德军闪击苏联，苏军指挥体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血的教训迫使苏军不断修正指挥规章

很多文章在讨论苏德战争开始时，苏军在西部边境地区的重大损失，是因为斯大林对德军的入侵重视不够和苏军的粗心大意。但是，我们从朱可夫和其它苏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中，都能找到当时苏军在西部边境是提前做了相应的准备，而且也调集了相当多的兵力，一度达到１３９个师，还不包括边境守备部队和其它地方部队。

那么，苏军在当时的失利到底出在什么问题上呢？重要的因素包括指挥体制的混乱。１９３８年，斯大林对军队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运动改革，一些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将领离开了指挥岗位，为了实现军队年轻化，很多有想法却缺乏战场经历的年轻将领走上一线指挥岗位，这为即将到来的苏德战争是个严峻的考验。

因此，当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军从三个方向同时向苏联发动闪电进攻时，苏军的一线指挥员就出现了仓促应战和指挥慌乱甚至不战而退的局面，造成这个原因不仅是基层指挥员的条令指挥和盲目服从，还在于苏军指挥体制的僵化教条和与战场环境脱节。　

由于战前斯大林实行了严格的等级条令制度，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各军兵种之间没有国防委员会命令不得私自调动部队，加上一些边境军事仓库必须要有国防委员会同意才能打开，致使前线的将军们看到德军就在眼前却无计可施，加上德军战前将通信线路悉数破坏，下级与上级的通信联系几乎瘫痪，从而出现了苏军坐以待毙的情况，这成了苏军致命的打击。

其次，战场上的机动灵活与制度的僵化繁琐形成鲜明对比，苏军不得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缓解二者的矛盾

从战斗打响到指挥盲乱，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部也迅速发现了指挥体制上的问题，于是，在战争的第三天，苏军就组建了最高统帅部，专门负责苏德战争的指挥。但这个指挥机构与国防委员会的指挥出现了重叠交叉，因为新组建的统帅部主席是铁木辛哥，斯大林只是其中一员，而国防委员会的主席是斯大林，铁木辛哥也是其中一员，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铁木辛哥的指挥都要受制于斯大林，因此，这个最高统帅部基本上名不副实，没有多久就失去它本身的意义。

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０日，为适应战场需要统一全国抗战，苏军再一次改组最高统帅部，建立苏联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双重领导，斯大林任这两个组织的主席，至此，苏军才制定出了完全统一的指挥体制。也就是说，从战争打响到指挥体制统一，苏军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正是这半个月，苏军前线付出了几百万人的代价。

但是，战争不光是指挥打仗，还要国防潜力和经济支撑，作为一国统帅，斯大林纵使有分身之术也不能全部忙得过来。而指挥几百万的作战部队，总统帅部又不能逐个下达通知，前线战事也容不得有丝毫懈怠。在这种情况下，苏军又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指挥体制，建立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制度，这就是我们经常在二战电影里看到的，一支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旁边肯定有一名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一名统帅部代表督阵。

这个体制建立的好处，国防委员会主要负责作战地区军民协调和国防动员，同时也是对军事工作的支持；而最高统帅部代表主要是协调上下级联系和传达作战指令以及监督前线战事。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赫鲁晓夫就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委员，朱可夫作为最高副统帅亲临前线指挥。这个机制的建立，对协调战役行动还是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再次，适应战场需要才是指挥体制的最终落脚点，放权于兵信任跟信心同样重要，十次打击行动成为苏军指挥体制新的突破

在实际战斗中，战场上的形势并不完全往人们主观意愿上发展，莫斯科战役和列宁格勒战役这样大的战役可以依靠上述机制来保障，但一些战场灵活机动的战役行动，如果按这个机制来运行，就会出现战机稍纵即逝的情况，因此，当苏军进入战略大反攻的时候，新的战场环境对指挥体制又提出了新的挑战。

连续与德军苦战三年，斯大林担心的前线将领缺乏战场经验、装甲打击力量落后的局面都得到缓解，而他与基层指挥员的磨合也得到融洽，是时候放权给基层了。支撑这样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军在１９４４年展开战略大反攻时，苏军各个部队已完全具备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在反包围和分割突击上，苏军从基辅战役中获得了血的教训和宝贵的战场经验。

实际上，从１９４３年开始，斯大林就开始放权手下，不仅要求各前线战区组织大型战役行动时，不再需要亲自到莫斯科当面汇报，只需上报一份行动文件就可，需要当地政府支持的军事行动，也只需报到国防委员会相关部门落实就可以，这样的好处，既减少了上请下达的繁琐环节，还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到了１９４４年，当朱可夫等准备组织战略大反攻时，根据各战区上报的打击规划，总参谋部制定了十个战役行动，简称斯大林十次打击。在这个计划里，斯大林赋予了基层很大的权利，他只要结果不看过程了。

综上所述，通过苏军在苏德战争中指挥体制的调整，从中也能看出战争不仅是人力物力的较量，还是指挥机制的较量，一个好的指挥体系能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和伤亡，如果继续僵化教条，苏军就没有后续的战争潜力和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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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二战全史》《回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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